“吴应兴，你还在教育工会？”

    1990年8月，组织上将我从庆元二中调到县教育工会。光阴荏苒，屈指一数，刚好12个春秋。这12年来，不知多少次有人这样问过我。

    “你还在教育工会？”我听得出，那是关心的口气。这些年确有不少领导或许是看中了我“爬格子”的功夫，或许是喜欢我做事的认真与细心，多次动员我到别的部门就职，或到乡镇锻炼，或秘书，或信息科长，或报社总编，或办公室主任，为我铺平了政坛上施展宏图的道路。说句心里话，我对此一辈子都非常感激。

    “你还在教育工会？”我听得出那是惋惜的口气。有些亲朋好友好像觉得县教育工会接触面太小，“你去那儿还早十几年，教育工会那是快要退休的老同志蹲的地方，你怎么不换个地方？你可是有人要的呀！”

    “你还在教育工会？”我听得出那是鄙视的口气。我一笑了之，不去计较。人各有志嘛！

    话还要说回来，本县教育工会虽然“领导”40个基层工会，管理2300多个教职工(含离退休教职工)，但它毕竟是工会，是群众组织。

    首先，要权无权。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省、市教育工会是上级，县总工会也是上级，县教委党委更是上级，其实在具体操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县教育工会只能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其次，是官非官。“副主席”听倒是挺好听，事实上，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我这个县教育工会副主席只是个副股级。

    第三，说钱无钱。一年的教育工会经费仅有一万元左右，如果开一次全县教育工会主席会议，花去几千元，余下的几千元要勒紧腰带过一年，别说大活动不敢搞，就是想给老师们“送温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还好，县教育局领导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总要挤出一部分经费慰问特困教职工。

    第四，说闲不闲。有人说，你们搞工会太闲了，报纸看看，茶喝喝，多舒服。殊不知，我们经常是3个同志忙得跑都来不及，两基验收、联系乡镇下乡、督导评估、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参加教代(全)会、工会换届选举，还要组织撰写、评选教育工会工作论文、慰问教职工、撰写、装订文件、材料……事情多得干也干不完。

    苦恼归苦恼，回首12年的岁月，也有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时候。

    那是1992年9月8日，我代表教育局到一所学校检查开学工作，校长向我反映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代课教师7月27日被某省某县公安局以参加边界山林纠纷为由拘捕。虽然这位教师根本没有参与山林纠纷，对方公安局却不放人，致使当地小学无法开学。赶回县城后，我立即向教育局和县委领导作了汇报，又连夜赶写出内参。9月10日，以“某某老师在监狱中含泪度过教师节”为标题的内参通过庆元县委机要室传真发给国务院和国家教委。很快，这位老师就被释放了。

    1994年春，一位小学总务主任对我讲，他儿子是民办教师，因工资太低不想干了，可又舍不得，企盼转正教下去。每月发工资时，公办教师有说有笑，而个别民办、代课教师却不高兴，甚至是含泪领工资，辛苦一个月才100多元钱！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我立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翔实的数据。稿子写成之时，正遇上一个机会，县委组织部举办知识分子培训班。在座谈会上，我以专题调查报告的形式大声疾呼，有理有据，惊动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有关领导。会后，我又将调查报告复写寄给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有关领导。随后，在县人大常委会上，我以科教文卫委员的身份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疾呼，会上，县人大领导统一了认识。同时，县教育局也给县政府写了报告，要求给民办、代课教师增加工资。终于，县委、县政府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硬是挤出35万元，将代课、民办教师的工资分别由106.5元和130元增加到150元和180元。

    每当我那些“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调研报告”在省、中央级报刊获奖或发表时；每当我握着特困教职工、白发苍苍的离退休教职工的手，看到他们眼里那晃动的泪花时；每当我看到山区教师从北京休养平安归来高兴地对我说“吴主席，我登上长城了，也算做一回好汉了”时那一张张写满了笑意的脸庞时；每当我看到经自己穿针引线的大龄青年教师手挽手走进婚宴之时……往昔工作上、生活上的一切烦恼、惆怅、委屈、辛苦都将忘得一干二净。

    更不能忘记的是：在2000年4月11 日县教育工会换届选举大会上，我居然获得了65张──百分之百的选票。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得到别人如此厚爱、理解和信任更为珍贵的东西了。

    12年了，对当初的选择，对自己目前的岗位，我无怨无悔。

    今后，如有人还问我：“你还在教育工会？”我会大声地、自豪地回答：“对，我仍在教育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