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浪潮传到温州，在爱国青年中引起了抗日反帝的怒潮。

　　1919年夏，我十中同班同学郑振铎由北京俄文专修馆回家过暑假，他与我姐夫陈仲陶(闳慧)在资福山双忠祠内开办了一个《救国讲演周刊》，由他两人负责。参加写作的有：陈仲陶(笔名剑公)、郑振铎、李荫芳、李景贤、莫邪、痴生、声素等。

　　这刊物每期有插画、言论、时评、记载、讲演稿、调查、艺文、杂俎、别录、来件各栏，石印出版，24开本，每册二十三四张，每册售价铜元5枚。

　　第三期言论中有剑公的时评《李厚基残虐学生》，对当时福建军阀迫害学生运动提出了抗议，态度颇为激昂。如云：

　　佞臣媚敌，要港见夺；政府窳败，信用尽失。我中华民国乃四万万人共戴之国，存亡与共，岂容坐视！学界发难于前，工商继之，勇往直前，不挠不屈，类皆本诸爱国之诚，发为自决之举。一时民气发扬，迥异曩昔，斯诚国家之幸，而亦吾人所宜崇高扶植者也。顾闽之李厚基，竟以残虐学生，闻其所逮捕，达三四百人之多，压迫民气，不遗余力，倒行逆施，闻者咋舌！

　　记载栏有国内外大事记，记录了当时国外交涉情况与京津各地的运动发展情况。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到当时全国人民的悲愤和各地罢市、组织联合会、讲演的浪潮。本埠新闻有：某商人私去东洋堂批购日货被学生查到，立刻逼令戴高帽游街；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与奸商对抗，等等。

　　还有调查栏刊登了国货的品种目录，也登了不少国货广告。艺文栏登出了陈去病与徐自华的悼秋瑾的诗文。这些文字在当时也是风行一时的慷慨悲歌之作。

　　更有趣味的是一个“来件”：《永嘉膺符区青年联合救国会启》。这个会的发起人有张蔚、黄佐、叶维桐、刘鹗、邱青钱(即后来的国民党将领邱清泉)等12人。当时大街有个马增记洋行偷运大批日货洋伞等进口，由状元桥附近的徐家桥起运，被学生知道了，去搜出放在状元桥三港庙后江边烧了。

　　我们当时又组织了一个讲演队，去膺符区各地演讲。当时状元桥有个米贩林三郎，传说他把米漏海运给日本人。我们去把他的米封起来，林向法院起诉，我们请律师出庭，结果判决不起诉。

　　郑振铎也写了一则标题是《私运日货被获》的本埠新闻，内容说：“前日广济船到，学生会前往检查，于水手私货中搜获日本草帽、皮鞋扣等物，当即立予扣留。访系城内元大等两店之物，因前往质问，议定除将各货烧毁外，并罚银若干，以为设立提倡国货木牌之用云。”

　　此外，还刊有教员讲演团定期讲演：日本横蛮之可恶、忠言劝告反被殴辱、收用台湾汇票之罚锾、女子讲演团实行讲演、购买日货者自取其咎、商界讲演团之成立等，说明当时人心如何激动，从轿夫、黄包车夫，到女子高小学生都参加了斗争。

　　这个期刊大约出了六七期，陈仲陶是出了很多力气的。他是举人陈寿宸的三子，浙江省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生。后来写古诗很有名。

　　这刊物是被瓯海道尹黄庆澜扼杀的。因刊物上登了一个《漏海道尹黄庆澜》的消息，后又故意在刊物上登了一个《漏海道尹乃瓯海道尹之误》的更正消息，因此触怒了他，被他派兵搜查了一番，把东西拿走查封了。幸而陈仲陶等闻风逃走，没有受他迫害。

　　从这刊物的内容、情况看来，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这刊物的。这刊物的宣传国货与抵制日货对他们很有利，刊物上广告之多就说明了这问题。当时还有李观甫、沙仁川、陈志茅等10人组织了一个国货经售处，亲自经售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