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八十三岁的山坡上，来回顾六十年前的往事，真如痴人说梦。只得姑妄言之了。

　　五四运动在中国史上，确实是一件地覆天翻的大事。不管是当时卫道的遗老，也不管是“离经叛道”的青年，对五四惊雷的震撼，能无动于衷的，可说少有。

　　那时，我只恨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豫西“八百里地伏牛山”的腹地。和我同年，并先后在中学同学的一位大学者，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又从美国装一肚子洋墨水回来，到母校--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作“学术”讲演时，我还在那个中学的教室里啃油印讲义呢!

　　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庆祝大战胜利游行时，唱着歌。歌中有两段：

　　沉沉大千，弹雨硝烟，而今一旦豁然。伸我公理，屈彼强权协约齐祝凯旋……

　　在这庆祝别人的凯歌声中，游行队伍里，爆发出雷鸣的怒吼：“还我青岛!”“抵制日货!”……

　　中国的青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德国帝国主义者霸占。欧战结束了，德国是战败国，照理应该物归原主，交还中国。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夺去了，所以中国青年学生游行，要求巴黎和会把青岛交还中国。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中国是一个弱国，当时对付日本的办法之一，是抵制日货。

　　同学们以前凡购有日货的，都纷纷交出，当众烧毁。当时最普遍的是操衣领内的硬领，洁白、光亮，是化学制品，全是日货。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取下，当众投入火中烧了。那东西象火药一样，见火就着。当时把日货也称作“仇货”。对于宰割我们的敌人，那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情感，占据了整个青年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性质和规模，也日益扩大和深入。由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进而扩大到反对封建制度，要求民主，要求个性解放、社交公开、言论自由、婚姻自由、反对文言，主张白话等等。凡属旧的，一概反对，凡属新的，一律欢迎。

　　在抵制日货上，我不但参加学生会，到商店检查日货，还从早到晚在宋门守城门，检查日货。遇有货物入城，帖上封条，登记。过后，学生会按登记表前往启封、检查。不经检查，商人不准私自启封。否则，以盗运日货论。

　　除此之外，还参加宣传队，沿街向民众宣传当前形势，呼吁各界，一致奋起，参加救国救民运动。

　　五四运动的怒涛，把我从读死书的课堂里冲出来，打着“抵制日货”、“传播新思想”、“介绍新文化”的旗子，在街头宣传，并卖新出的报刊，如《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青年》等等。

　　五四期间，我还约了五、六位同学，如关尉华、潘保安、王德兰等，从乞丐似的生活中，挤出钱来，办青年学会，出《青年》半月刊。大家亲自动手写文章、办刊物，并亲自到街头卖。

　　五四运动的次年初，上海举行“全国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我被选为河南学生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了当时的“十里洋场”，对那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所见所闻，无不反感……

　　我自幼学写文章时，是以古文为法的，越古奥越好。稍后，大约在民国初年吧，接触到《饮冰室》的解放体，又大大被它的文笔吸引了。到了五四，又来了一个大转弯，决然抛弃文言，改用白话。这使得我的国文老师大发雷霆，把我的文章摔了不看，并在课堂上当众斥责。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下边缺点的问号(事实上他不知道问号下还有一点)，指着这半截问号斥责道：“这是什么?这是称钩哟，连称钩都入到文章里，这还有何话可说!……”我默然不语，任他斥责。最后反驳道：“世界是进化的，别人有的，我们没有，而且又需要，就借来用。无理阻挡时代潮流，是阻挡不住的……”校长赵琴堂，是一位讲道理的忠厚长者，当时支持我的意见，这就使我那位国文老师愤而辞职了。至于被反对的白话文，却如大江东去，汇流到五四的狂涛巨浪里，冲开一切黑暗的闸门，向着一个崭新的时代，浩浩荡荡地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