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一个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唐浩明文集》走向了读者。文集由《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组成。在经历了《曾国藩》的风靡海内外，一时洛阳纸贵，看过了《杨度》连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惊异于《张之洞》销量竟达百万之后，人们的兴趣转向了创造了这一切的唐浩明的内心：他走进历史的心路历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看重历史的民族。三千年的文明史能被历代官书私乘记载下来，一脉相承而不中断缺失，此乃世界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奇迹。 
   
    出自对文化和民族的热爱，出自对历史载籍作者的尊重，我一向对历史有着一种敬畏感：面对那一页页记录着中华民族沉重脚印的史册，不敢有半点轻薄之态。为此，看到一些以玩弄历史取悦市场、以胡编乱造图名谋利的文艺作品时，心中就有一种庄严被亵渎的感觉。 
   
    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免不了虚构的成分，但虚构不等于瞎凑。历史文艺作品的高低之分，我以为一在创作态度上，二在对史料的取舍上。 
   
    在创作态度上，我持“敬畏”之心。所谓“敬畏”，是说作家要严肃庄重地面对历史。”从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出发，唐浩明在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初，都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去搜集、阅读与之相关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力求做到对笔下的时代和主要人物的一切都了然于胸。动笔写《曾国藩》时，他已做了三年的新编《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又从曾府百年老档中整理出约百万字的曾氏家书，并且撰写发表了七八篇研究曾氏的学术论文。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他白天清理僵冷枯燥的前代卷宗，晚上与脑海中那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作心灵上的沟通。这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120万字的《曾国藩》完成，长达五年之久。 
       
    唐浩明认为：“所谓“敬畏”，要求作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杜撰历史、曲解历史，只能在把握笔下那个时代和所要描绘的主要人物的历史基调的前提下，去充实历史、提炼历史、鲜活历史。如果说，因种种原因，史料打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那么，作家则要站在文化和人文的立场上，去掉人为的包装而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这就需要作家既具有史家的德与识，又具有艺术家的敏锐眼光和非功利的良知。 
   
    尊重历史的本真状态，在此基础上去飞扬作家的艺术才思。这便是历史小说大师留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共同创造出来的，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所有，一旦遭遇轻侮，就会犯众怒，惹公愤。对于不尊重中华历史的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谴责的权利。常言说“千夫所指，不疾而死”。戏弄历史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作为编辑，唐浩明在十多年的潜心创作生涯中，翻阅了数以千万字的各种史料。历史上那些波谲云诡的大事件，那些赶风逐浪的头面人物，以及许许多多的掌故轶事，都会激起他的创作情绪，但让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击节之叹的，还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人生智慧。正是在这些深藏在古旧发黄卷帙和枯燥无味文字中的智慧的吸引下，唐浩明走进了历史，走近了对他充满魅力的一个个历史人物。早在少年时代，唐浩明就对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压抑的兴趣在他三十七八岁上一发而不可收，是因为他心中的那无法摆脱的情结。“晚清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关联最大的一个时期，因为有晚清的剧变，才有今日中国之选择。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现实意义最强，最值得思想家去思索，历史学家去总结，小说家去表现，老百姓去回顾。”有人说，二月河写的是明君，唐浩明写的是明臣。对此种说法，唐浩明不以为然。他视野中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是中国传统的“士人”，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分子，唐浩明要用文学的手段探索他们在大变革时代的精神世界。在他的笔下，曾国藩被更多地从政治学、传统文化的层面表现，杨度被更多地着墨于精神世界的复杂，而张之洞人物性格的展现，则两者兼而有之。唐浩明想做的，就是浓墨重彩写出知识分子的本质色彩，为读者增加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