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性，蓬勃而多元，炽热而无序。 如《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所言，“性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身体是自己的，性是美好的，缺乏管理的性却会弄得一团糟。性权利的滥用，在社会上已造成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紧张、猜忌甚至对立。 理智、情感、时尚、道德、法律、疾病都加入了性管理的效能竞赛。理智和情感不停地互相拧巴，时尚经常会带错路，道德挡不住性创意和多元化，法律是裁判而非守门员，疾病是阻挡欲望的最后一道防护栏——但我们不能真的等到每年的12月1日(世界爱滋病日)，提醒我们悔之已晚。 性管理绝不仅仅是针对接受性贿赂的贪官、“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花心男、习惯多性伴和一夜情的情色男友，它适用于每一个人。 常人需要加强性管理的八个情境是：接受、恪守、开放、抵御、掌控、坦白、自欺、观望到什么程度？既要防止情爱变成灾难、“处女”变成负资产，也要杜绝开放成为价码、多性侣成为习惯。 不要性压抑，不要性开放，要性管理。 良好的性管理，是走向性文明的前提。性管理不善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 一、争议中的中国性难题 性禁区被打破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畅谈关于性的话题，接触更多的性知识，更主动、更自然地追求性的乐趣。无论宏观的社会层面，还是微观的家庭层面，性，都需要管理。 文/陈旧 国际上衡量一国国民性现状常用的三个数字：第一，每人一生中的平均性伴侣数，美国大概是13个，法国最高是16个，中国人平均2.7个；第二，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美国是15岁左右，中国是21岁多；第三，每人一年性生活平均次数，法国人是160多次，中国人大概是67次——无论是从哪一个指标衡量，中国人的性状况都难称“先进”，起码和节节高的GDP差得远。 考虑到为数众多的边远身份与老年人群，联想到国人喜做不喜说的低调作风，疲软的指标其实不能代替真实的欲望图景。在新浪网的一项万人网络大调查中， 71.89%的人选择“可以接受”一夜情，杜蕾斯的一项调查中33.7%曾经发生过“一夜情”；15%的青少年曾与网友发生性关系。 性的混乱不仅传播疾病，也催生了腐败。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包养了“二奶”；性病高发群依次是性工作者、个体工商户(私企老板)、汽车司机、营销人员和党政机关干部。 性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性压抑的结果是许多人生理和心理上受伤害，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性开放呢？ 当《男人装》杂志上登出未成年超女邵雨涵的那些欲脱未脱欲露未露的写真，再热爱幼齿的成年人也不忍观看。而年度大戏超女的PK场上，小女生们似有意似无意撩起了裙子。在午夜，所有的发廊成了“红灯区”，所有的广播电台都是“成人台”，所有的电视台都是“性病台”，20年前的女听众羞答答地说“俺把身子给了他”，现在却脸不红色不改地大谈：“我还没有达到性高潮，他就……” 无论宏观的社会层面，还是微观的家庭层面，性，都需要管理。 换偶：合法更要合情？ 这个当下最热门的话题由一向言论大胆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提出，余波从电视荡漾到网络，激起新一轮关于人性的大讨论。两种小动物也被无辜涉及：一种是鸡，一种是狗。反对者观点可概括为二：换妻不如叫鸡；换偶狗都不如。前者是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内心独白，后者则秉持了秦香莲们传统的悲怆心声。 李在博客中将换偶定义为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照她的理解，这和两口子一起逛逛街、爬爬山、打打拖拉机没啥区别，或者至多如敲开邻居家的门，对不起，借借你老婆用下，好吗？为表示感谢，我也带来了我老婆。我猜想那些义愤填膺的反对者和20年前那些向公安检举揭发别人换偶行为的邻居和居委会大妈都是同一群人，那些倒霉的换偶先驱们，他们不过想“娱乐一下”，结果稀里糊涂丢了性命。根据凤凰网近期调查显示，46.6%的网友认为换偶行为很正常，可以接受。再过20年，换偶是否还值得讨论？ 李赞同(或起码不反对)换偶行为是因为它没有违反李的性学三原则(自愿、私密、成人之间)，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果然，李关于换偶的言论得到了木子美的认可，木子美认为夫妻一起出轨，吻合婚姻的契约。虽然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面对质疑，李银河最应该庆幸的是，幸而王小波已经身故，否则面对蜂拥而至的文艺女青年文艺女中年文艺女老年换偶的请求，她将如何应对？ 小姐问题：教育还是惩戒？ 据报载，10月11日，哈尔滨市疾病控制中心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组织了一次针对50多名CSW(女性性工作者，也即所谓“小姐”)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小姐们在公开身份与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摆在公安部门的难题是：是马上把她们抓起来，依法罚款并劳动教养，还是宣传教育之后，任她们回去重操旧业？ 《新周刊》2001年年底指出的“小姐”问题依然考验着国人。伴随着艾滋病的蔓延，这一问题更被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重新加以衡量。早在1989年，世界有关团体就倡议各国娼妓合法化和组织化，实行妓女定期体检与挂牌服务制度，中国也有学者提出设立“性特区”，或“性服务分级管理方式”。 在中国，人们对待一些棘手难题的通常方式是采取犬儒态度——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干脆不承认。比如同性恋，比如小姐问题。 安全套广告：生还是死？ 中国的电视上出现不了杜蕾斯，但中国的电视上有“男儿当自强，我要领头羊”和“洗洗更健康！”，杰士邦虽难登大雅之堂，但“中央一套”牌、“雷锋”牌、“大盖帽”牌安全套，却经常在社会新闻版块掳人眼球。 中国人对安全套的厌恶几乎是天然的：不喜欢“戴雨衣洗澡”有之，说它大大提升了男性前列腺炎和女性子宫颈癌发病率的有之。这种基于私人理由的厌恶被扩散到了公众领域，以至于在皮包里搜拣到安全套，警察就能把你当性工作者抓起来，安全套放进娱乐场所，所有正人君子必定绕道远走，余秋雨老师的书和安全套放在一起，也常有人把余老师和妇女用品联系在一起。
